楼兰需要一部书法史——《楼兰书法史》撰写始末

来源：中国艺术报

记得在2000年前后，我就准备动手写有关楼兰、吐鲁番和敦煌的关于简牍文书和写经文书方面的书法学术研究文章，一言以蔽之，我要把我的研究放在“西北三学” （指楼兰、吐鲁番、敦煌三方面）书法史的撰写上，其中不乏筑基夯土的铺垫过程，也就是说，做到有的放矢之后，便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。

于是， 2008年我在《书法导报》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《古楼兰木简·纸文书史论》 ，是关于楼兰简牍和纸文书的一篇概括性很强的文章。尽管有些稚嫩，却申我雅怀，那是从书法学的角度去研究楼兰、审视楼兰的一篇文章，也可说是研究楼兰书法史自兹开端。

2009年我撰写的《吐鲁番文书史论》荣获“全国第八届书学研讨会”三等奖，同时，也因这篇文章的获奖使我光荣地加入中国书协，不仅受到中国书协的奖励还受到新疆书协的表彰。为此，我备受鼓舞、勤奋努力、焚膏继晷，又写了一些相关文章，参加了多次重要的研讨会。同时，通过研讨会也得到了向其他专家师友学习的机会，以此补己之短。 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 ，可说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。

2013年，关于敦煌写经的论文《敦煌写经文书史论》入选“中国书法·中原书法论坛” （河南省书协主办） ，同时拙文入编《中国书法·中原书法论坛论文集》 ，通过以上三篇文章，细心的同仁不难看出端倪：我对“西北三学”书法史的研究已确立了专题性、目的性、方向性的研究和主攻方向，同时，我也坚定了信念：无论多么困难多么坎坷多么忙碌，我一定要把《楼兰书法史》《吐鲁番书法史》 《敦煌书法史》在最近几年写成刊印出来。

我并非书法专业科班出身，亦非在学术环境下从事书法史研究，无奈才疏学浅，资料短缺，困难可想而知。记得我在《楼兰书法史》序言里如斯写道：

“……这部书法史酝酿有年，很煎熬人，有时忙于生计还在想这件事，出差到某地，还在想此地是不是有我写作要用的东西？晨起、午睡、夜眠，此事总是萦绕脑际。人要过得充实有意义，能干好一两件事就不错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无情。在我青年时期想的事转眼已到知天命之年，还没有写讫，才思如泥泞中之牛，千呼万唤不出来，跟我的慵懒、浅陋有很大关系！……”

“……跑乌鲁木齐、吐鲁番、巴州博物馆，去鄯善（当然也去过敦煌）等地，蒐集资料，集腋成裘；查资料，记笔记，这几乎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……”

当时，我从事建筑业，主管项目，十分繁忙，可我忙里偷闲、挤时间、改稿子，一度血压上升，心律不齐，多亏了夫人把家务几乎全部包揽在身，稿子写好后，出版又是问题，经费、书号、销售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。书法学术一类的书非同姜戎的《狼图腾》一卖上千万册，因而，甘苦自知，辛酸自咽自尝。说真的，写书撰文纯粹是一种责任和爱好，初衷不是为了得“兰亭奖” ，更不是为得奖而写作，当然，能不能被社会和读者认可只能是后面的事了。

2014年，此书终于付梓，印刷了2000册，我做了一些零售，主要是面向学校图书馆和一些文化场所，当然与同行交流、送亲朋好友也用掉了一些，第一版稀里糊涂也就所剩无几了。

第二版是应巴州博物馆同仁之约，我又在原版的基础上重新校订并增加了一些新内容。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章节没有大的调整，仍是八章；框架上也没有大的改变，只是对错别字进行订正。有些新增的内容是在第一版出版后，近年又有所发现另行撰写的新的内容，仅对第一版补充丰赡一下而已。

同时，在第一版出版后，我恳请毛万宝、李庶民、胡湛、李长钰诸先生对此书进行了全面而中肯的点评。诸位专家的肺腑之言，对我有很大启发，常言道“旁观者清” 。直到现在，我仍在对此书进行削缺和勘误，其目的是力求将这本书写得更好一些。

楼兰自公元4世纪（有一说是6世纪）消亡以后，留下残垣和荒废的“三间房”遗址、佛塔遗址，沉寂千年之后，终于在19世纪被外国探险家斯文·赫定和中国著名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发现，才得以昭示天下。在楼兰古城发现的大批文物，残纸文书和简牍一大部分被劫掠海外，继斯文·赫定、斯坦因之后，日本橘瑞超又劫走文书40余件，其中就有著名的“李柏文书” 。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文弼先生随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去西北考察，这些文物才得以保护禁挖。现如今的楼兰古城遗迹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相继成立了不少以“楼兰”命名的学术单位， “楼兰学”遂成为国际显学。

面对汉代、魏晋前凉时期的简牍文书，我陷入沉思：如何将挖掘出来的有价值的文史资料系统化，将那些支离破碎的文明碎片变成闪闪发光的瑰宝，将那些残简断片变成书法学有用的黄金资料，使那些不能串联一体的断代史料能一以贯之，这些才是我们生逢盛世的炎黄子孙应该做的。

北宋张载有至理名言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 ”若能做到张载话语中的一部分，也算我没有虚度光阴而蹉跎岁月。

对于历史遗留的史料，要独具慧眼区分，要有所鉴别，要以逻辑思维的方式将史料进行选用辑入，要用史的语言去述说、去讲楼兰书法的流变过程，这是我研究的第一要务。

由于长期生活在南疆，也由于长期浸淫于西域史的撰写和整理中，我不知不觉对新疆情有独钟。如果说羊肉串、烤馕、手抓肉是新疆的风味，那么，透过我的文字是否亦能从中嗅到一种别样的“新疆味儿” ？果如其然的话，我想这是自然养成的，是新疆独特的地域环境造就的。大漠胡杨、无边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、辽阔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、风光无限的伊犁河谷，无不造就了我的书写个性和情操。我的研究全是西域风光对我胸襟陶冶之结果。如果同道朋友能从我的文章中感悟到这小小的一点迥异，也算是我的学术个性吧。